东北军为何四个月丢掉东北 东北军内部派系严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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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1年9月18日晚9时,日军在南满铁路柳条沟附近实施爆破并嫁祸给东北军,接着对北大营展开攻击。
北大营驻军仓促应战,指挥混乱,又受不抵抗命令之限制,部队在遭遇重大伤亡之后被迫突围,仅独立第七旅就"死亡官长5员,士兵夫144名,负伤官长14名,士兵夫172名,统计共伤亡官兵夫335名,士兵失踪不明者483名",日军仅死亡2人,伤23人。
19日凌晨日军又向沈阳城进犯,沈阳城内军警因接到不抵抗命令,只有部分军警进行自发性的抵抗,日军占据沈阳城的过程中几无伤亡,收获却惊人至极。仅在沈阳兵工厂就劫去各类步枪近万枝、各类机枪2500余挺、各类炮近600门,还有数量惊人的枪炮弹,东北空军新旧飞机260余架全为日军劫获。
在19日3时,日军又向长春发起进攻,虽然长春守军同样是睡梦中遭到突袭,但由于距离东北军指挥中心较远,受不抵抗命令影响较小,各部官兵敢于自发应战,反而给日军相当伤亡,终因仓促应战,各自为战,大部最终被迫抛弃阵地装备突围而走。
据日军统计,在长春附近的战斗,日军战死军官2人,士兵63人,负伤军官3人,士兵73人,共计伤亡142人。
日军同时还向营口、安东、凤城等攻击,则未受到实质性质的抵抗,仅19日一天,除沈阳、长春之外,日军攻取的城市尚有、营口、田庄台、盖平、复县、大石桥、海城、辽阳、鞍山、铁岭、开原、昌图、四平街、公主岭以及安东、凤凰城、本溪、本溪湖、抚顺、沟帮子。
这就是著名的"918"事变,在一周之内辽吉大部沦陷,四月内东北全境沦陷。日军最初仅出动一个不满编的第2师团、铁路守备队、独立守备队共约1万兵力,后来增兵1个师团司令部、2个混成旅,以小得出奇的代价就占据了全东北。可以说,这是中国近代史至为惨痛的一幕。
以往回首这段往事,人们更多地将问题焦点集中在谁下的"不抵抗命令"。虽说"兵熊熊一个,将熊熊一窝",但日军入侵事关民族大义,为何东北军这个偌大团体里鲜有部队能在第一时间挺身而出,成建制组织抵抗?
或许我们更应探讨当时东北军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,以至关外各部大军短时间内土崩瓦解,把大好山河拱手付与他人。
谁下的不抵抗命令?这一问题曾围绕着张学良与蒋介石两个“把兄弟”。
助蒋一臂之力,东北军第四次入关
但凡一个集团的土崩瓦解,多半与战线过长,东北军亦不例外,而九一八的悲剧恰恰与另一个九一八大有关系。
1930年9月,持续数月之久的中原大战向有利蒋军方面发展,冯玉祥、阎锡山联军接连失利。
张学良见战局渐趋明朗,又受蒋介石高官厚禄与华北地盘的诱惑,不顾元老重臣反对,于1930年9月18日发表了武装调停中原大战的"巧电",同时命令东北军以六个步兵旅、三个骑兵旅共7万人编成东北边防军两个军准备入关,这是东北军第四次历史上入关作战。
东北军以往三次入关,虽然有若干收获,但总体来说最终都是战线过长往往损兵折将,狼狈撤出关外,1930年又是中日关系风云紧急之际,东北军入关作战更是潜伏着危机。因此张学良对此颇为担心,在入关作战前他对于学忠交代:"东北以往三次入关,声名均很不佳,尤其以张景惠率领那次军纪最坏。这次是第四次入关,一切事我都交付给你啊。你要往漂亮去做。"而于学忠按照张学良的指示,决定只接收河北、察哈尔与北平、天津两市,同时采取一枪不放和平接收的策略。
按照这一方针,9月20日东北军开始入关,当面晋军自动移防,东北军不放一枪就控制河北、察哈尔两省与平津两市,张学良与东北军集团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顶峰。
此时的张学良,不但收获了两省两市地盘,而且"北方军事善后,完全交张学良主办",收编原晋军与西北军旧部五个军,大体上控制了整个北方,并于31年4月在北平正式成立陆海空军司令,其职权为代理陆海空军总司令执行冀、晋、察、绥、辽、吉、黑、热八省军事问题(管辖范围尚包括北平、天津、青岛三特别市)。
至于在张在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内也处于事实上的第二号人物,其时"蒋张"并称,正是张学良一生之中最得意飞扬的时刻。
东北军入关使蒋介石彻底赢得中原大战胜利,也让张学良成为国民政府二号人物。
但是收获华北地盘的同时,也令张学良无瑕顾及东北这个基本盘,原本按照张学良的规划,准备用2/3时间驻沈阳,1/3时间驻天津,但入关以后诸事缠身,分身无术,只能长驻北平。
自1930年10月9日张学良在北平就职陆海军副司令之后,相隔四月直至31年2月方回沈一次,31年4月又回沈一次,5月离沈以后便是再也没有回沈的机会。
非但如此,东北军入关动用的六个步兵旅、三个骑兵旅共7万人皆是东北军野战精锐,装备最好,战力最强,这批部队入关大大削弱了东北军在关外的实力。
华北局势多变,尤其是石友三部向来不稳,成为东北军的巨大威胁。
石友三素有"倒戈将军"之名,反复无常,1926年-1931年先后倒戈6次,在中原大战之后借机占据了河北南部与河南北部,拥兵约6万人,实力甚强,并于1931年7月18日正式通电讨张,大举向东北军进攻。
张学良不得不把更多的部队调入关内,1931年6月12日,东北军外抽调步兵3旅,炮兵2旅,工兵1营入关,6月19日将张作舟25旅调往张家口,6月28日又抽调第19旅孙德荃、第29旅王永盛入关。至918事变前,东北军在关内兵力多达11.5万人。
而关外之东北军,根据张学良1932年对国联调查团所言,"9月18日事变之时,其军队在关外者,包括非战斗员,计驻辽宁者6万人,驻吉林者11万人,驻黑龙江者5万人,共计19万人"。
虽然关外东北军兵力表面多于关内,但是入关者皆为野战精锐,在关外者多为守备性质之弱旅,战斗力不强,故日军敢以区区一万兵力悍然发动918事变。
历史充满着偶然,“倒戈将军”石友三在1931年7月18日反叛,将张学良牵扯在北京,不能不说这是东北军在九一八事变中崩盘的原因之一。1940年12月1日,石友三企图投向日军,被其结义兄弟、部下、新8军军长高树勋逮捕,活埋于黄河岸边,终获应有下场。
东北军内部文恬武嬉,无法发挥战斗力
伴随着张学良长驻北平,事实上在沈阳之外形成事实上的第二个军政中心,而张既长驻北平,只能在千里之外遥控指挥,918爆发之时,张学良尚忙于欣赏京剧,而东北三省军政大员面对战云密布的情况,也是一片文恬武嬉景象。
在沈阳的东北边防代司令、参谋长荣臻9月17日正为其父作寿,18日尚"兴犹未消,仍忙于家中应酬宾客,门前汽车很多。宾客盈门,……香烟缭绕,灯烛交辉,颇极一时之盛,"自然无瑕顾及军政大事。
而吉林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副司令长官张作相,则在锦州小岭子为父治丧,吉省事务交由熙洽代理,以致铸成大错。黑龙江省主席、东北边防副司令万福麟同样身在北平,事务交由其子万国宾代理。
不但东北三省的军政长官全部不在其位,就连许多军政要员也不在其位,如东三省兵工厂总办米春霖和代理航空司令张焕相身在北平,一旦生变,自然无从应对,只能任由日军鱼肉。
高级长官既然看戏的看戏,做寿的做寿,奔丧的奔丧,文武官员自然上行下效。
独立第七旅作为对日一线部队,向有不许在外归宿的规定,但是918当夜,旅长王以哲不在军中,激战一夜,始终未回军中,更谈不上实施有效指挥,而三个团长,何立中在北平出差,张士贤当晚回家未归,王铁汉等炮声响起来才临时赶回军中,军中只有参谋长赵镇藩在"看堆儿",全旅几无准备,自然在日军攻击之下仓促溃走。
独立第7旅旅长王以哲事变当晚并没有在军中。
更可悲的是,在独立第7旅溃败之际,在沈阳城内用电报电话指挥的辽宁省长臧式毅还以为"快到拂晓了,他们的演习也该结束了。"而日军在进攻长春南岭的战斗过程中,炮兵团首先遭受日军突袭,在仓促之间展开激战,步兵团竟然隔岸观火,待日军击破炮兵团之后再从容转攻步兵团。
日军事后不得惊呼:"步兵营位于炮兵营南方,有兵员三千。东方与机关兵营和迫击炮营相接。当我军进攻炮兵营时,步兵营犹如隔岸观火,对我军未采取任何行动,对于我军的进攻极为有利。中国军队这一独特的背信弃义,不禁令人瞠目结舌。"而据中方记载"日军向南岭发动袭击时,两个团长都不在团部","我南岭和二道沟驻军事先毫无戒备,当时都安然进入梦乡。及至哨兵发觉得到报告时,日军已逼近营房。
二道沟驻军步兵傅冠军营长,得到哨兵报告还不相信,竟打开门灯向外张望,恰好给包围在墙外的日军找到瞄准的目标,枪声响处傅营长受重伤,同时阵亡连附一人,伤亡士兵数十人。营长既伤,所部就乱成一团……以致遭到大量杀伤。"
而日军又记载"据说在南岭曾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当晚,旅长李桂林偕心腹某团长(可能是步兵团长)在妾的家中打麻将。听说日本军来袭,由于他一向轻视皇军,因而迟迟不曾起身。后来听说步兵团已经危机,他立即逃走,恐怕步兵团长也和他一起逃走了。"南岭、宽岭子战斗是日军初期遭受抵抗最激烈、伤亡最大的一次战斗,但指挥依然这般如同儿戏,而这样的指挥,部队又如何能发挥战斗力,故日军可以长驱直入,席卷东北。
东北军军纪松弛是日军能轻易成功的关键原因。
政权势如雪崩,各部多自行其是,形不成统一指挥
东北军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封建军事集团,以军权为核心,政治依附于军权,政治建设十分脆弱,以至于失去武力支持之后,政权就立时雪崩。
918以后日军在短期之内分兵四出,到处攻城略地,下面以《"九·一八"后国难痛史》所记载的日军占领凤城为例:
"十九日夜二时许,日军即行起包围……于是上午七时,始长驱直入县城,更将辽宁步兵第一团团部、二营营部、五连、七连、八连及机枪炮营、公安局、公安大队部、县政府等各机关,悉数包围。我方将校士卒、机关以及全城民众,均在梦中,以致占领县城如探囊取物也。
日军既占领县城,乃召集步兵一团长长姜全我、公安局长张益三、代理县长李科长,于西箭亭子地方,迫胁缴获。姜全我平日为亲日者,至此当无话说,张益三固以感难于应付,遂分别传谕,并饬差牟皆同日军,起始缴械。"凤城县城尚有大批步兵驻守,日军进驻尚且如同探囊取物,不费吹灰之力,而且其余诸县往往只有警队驻守,日军更是有若反掌观纹,几乎不费一枪一弹,在918之后的一周之间,日军已经攻城30城,占领铁路12条,控制了辽吉两省大部,并开始组建日伪政权向日军提供支援。
而中国方面,自沈阳失守之后,辽宁省政府被迫解体,9月22日张学良命令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长官行署与辽宁省行署,以张作相代理边防军司令长官,米春霖代理辽宁省政府,25日,撤至北平的原省政府部分人员在省警备处长黄显声带领下抵达锦州,27日省政府行署开始办公,随后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抵达锦州。
但锦州两署纯属权宜之计,张作相、荣臻极少理事,米春霖多居天津,实际主持两署工作的黄显声仅为警备处长,仅能控制公安骑兵总队,因此在两署其存在三个月的时间之内,虽曾组织抗日义勇军,但活动范围不大,难以起到到大的作用。
至于吉林自从熙洽率众投敌,一直处于群龙无首的处境,直至11月12日,才由允诚重新组织吉林省临时政府,但是由于李振声等军政要人的反对,不得已将省政府建于宾县,省府委员随诚允赴任者只有王之佑一人,而王也只在宾县住了一个多星期,就返回哈尔滨不再返回,民政厅长、省府秘书长等又相继辞职,这一省政府实际未发挥大的作用,日军攻占哈尔滨后,诚允不得不撤出宾县,这一临时省政府也不复存在。
熙洽当时代理东北边防军驻吉林副司令官,是首名投敌的东北军高级将领。
黑龙江省政府稍好一些,万福麟其时驻平未归,省政握在其子万国宾之手,但万国宾是个年轻公子,不但素无威望,而且不堪大任,黑龙江不得不请示北平,9月24日万福麟复电,"黑省军事暂由警务处长窦联芳负责照料,参谋长谢珂副之",但窦联芳与万国宾一样畏敌如虎,只有参谋长谢珂尚能处理军务。
作为副指挥的谢珂尚能指挥黑省部队在江桥作战,一度击退了汉奸张海鹏部的进攻,并邀请马占山抵达齐齐哈尔担任黑龙江省代主席,遂有江桥之战,一度创造了东北抗战的小阳春,但是伴随马占山在次年2月附日,这一小阳春遂不复存在。
1932年4月间,马占山出走黑河再次举起抗日义旗,重新组织黑龙江政府与黑龙江抗日救国军总司令部。但随其到齐齐哈尔投敌的旧部多数均未响应,实力较强的骑兵第8旅程志远也投降日寇,因此马占山声势不再,省政府的活动范围大为缩小,只能在苦撑危局,于当年12月退入苏联。
日军在很短时间就组建起了供其驱使效命的伪政权,而东北军内部却没有统一的政权组织,各行其是,只有若干互不隶属的武力集团各自为战,形如散沙,甚至互相火并,自然可以被日军逐一击破。
谢珂将军的决心抵抗令日军一度止步于江桥。
内部矛盾早已令东北军上下离心
东北军从表面上是以张氏父子为核心,实则内部存在不同的派系。张作霖时代,奉军大致有元老派、士官派、陆大派之分,在二次直奉战争之后,三派矛盾激化,属于陆士派的郭松龄由于功高不赏,而元老派出力最少地盘最多,陆大派又对士官派长期进行压制,断然起兵反奉,郭松龄虽然反奉失败,但是东北军内部的派系纷争依然没有停息,尤其是张学良接掌东北军大权之后,又与部分权臣元老发生了激烈纷争。
在东北易帜问题上,"老一辈的显要人物都表示百分之百的不赞成,或者说都把这种急剧转变看做是一种危险",其中以杨宇霆与常荫槐表现最为激烈。
杨宇霆在东北军这个团体内部极具威信,视张学良为小儿,张学良曾在杀杨之后给其夫人的书信谈及"弟受任半载以来,费尽苦心,百方劝导,倩人转达。欲其稍加收敛,勿过跋扈,公事或私人营业,不必一人包办垄断。不期骄乱性成,日甚一日。毫无悔改之心。"
张学良初承父业,主少国疑,又被杨常视为无物,自然有杀杨常立威之心,1929年1月10日,张学良断然于大帅府老虎厅枪杀杨宇霆与常荫槐。
杨常事件以后,东北军内部局势又是一变,张学良从表面上树立起绝对优势,并不断提拔新锐亲信在东北军担当重要位置。
如王以哲就是一例,1922年进入张学良组建的教导队,不过是一个教导队第一期中尉连副,而1928年已经成为中将师长,到918事变之后的1931年底,王已经提拔为67军军长,前后只有10年时间。
而老派人物就不断受到贬斥,大多淡出权力核心,即使是仍处于权力核心的张作相仍然与张学良有着相当矛盾,中共在1929年的一份报告就指出"统治阶级的内部有许多的冲突,新派(张学良)旧派(张作相)之争潮,就表现了军阀内部的矛盾……"
杨宇霆血溅老虎厅令东北军上下离心、万马齐喑。
这种局面在平时尚可维持,一旦发生剧变,张学良通过杀戮建立的威信就荡然无存,对东北军失去有效控制,各部各行其是,率部投敌者屡见不鲜。
试举一例,在洮南镇守使张海鹏为投敌召开的支队长会议上,徐景隆、鹏飞、刘茂义、傅铭勋等一些军官犹豫不决,甚至还有人反对,张海鹏拍案大叫:"你们都跟我当了大官,现在有事都不肯干,好!瞧姓张的小子自己去干。"这时参谋长李盛唐在一旁助纣为虐,愤然地说:"我们受张家父子这些年的压制,现在不干,还等什么时候!?"于是徐景隆、鹏飞等给张海鹏跪下赔罪,就任他的意思去做了。
张海鹏投敌经过可见通过过激手段建立起来的威信是何等脆弱,甚至于关健时刻引发激变的反作用,实际抗日阵营之中,同样因为派系矛盾导致号令不行各行其是,前述允诚组织之吉林临时政府即是一例。
而南岭、宽岭子战斗步炮两团不能协同坐以待毙,据日军称也与派系斗争有关,"李旅长原是东北边防副司令张作相的部下,但他更是张学良的亲信,步兵团长又是李桂森的直属部下,而炮兵团长穆纯昌则是张作相的嫡系,因此两人始终不能积极合作,结果一旦有事便被皇军所击破。"在这种情况下,整个东北军政自然处于土崩瓦解的局面,洮辽镇守使张海鹏、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、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、延吉镇守使兼独立27旅旅长吉兴、东边镇守使兼辽宁省防军第1旅旅长于芷山、独立骑兵第8旅长程志远(曾参加江桥抗战)、独立骑兵第7旅常尧臣、独立第21旅长赵芷香、独立第23旅长李桂林等纷纷率部投敌。
张景惠是张作霖的结义兄弟,对老张甚至有知遇之恩,但九一八事变后的紧要关头他却离张学良而去。
据国联调查:"其中驻辽宁之军队,约有五万左右撤入关内,所剩留关外者有十四万人,据日本当局所述,现在关外军队之数为十一万人,八万人已加入满洲国军,三万人则在吉林之东北,抗御日军及满洲国军队,约有二万人或已加入所谓义勇军"。
虽然双方数字略有差异,但大致吻合,可知滞留关外的十四万东北军约有8万投敌,1932年初期伪满洲国军不过8.5万人,而旧东北军竟达8万之众,这8万旧东北军不但参加对日作战,反而助纣为虐,成为日帝帮凶,加剧东北沦陷,这自然与张学良不能妥善处理东北军内部关系大有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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