抗日英雄赵一曼的故事 细数赵一曼的英雄事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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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一曼的故事
哑巴姑娘
1934年秋末,松花江两岸,开始进入了寒冬的季节。西北风摇晃着大树梢,落叶在干燥的地上飞滚。一群黄狗似的日伪军,端着明晃晃的刺刀,袭击了球河县一个小村庄。枪声、喊叫声混作一团,老百姓扶男抱女四处奔逃。
在逃难的人群中,有一个约摸五十岁的老妈妈,提着一只篮子,和一个青年姑娘急急地走着。这个姑娘,梳着一个发髻,穿一件上补绽的黑夹衣提这个小包袱。
一群凶恶的伪军追赶上来,在人群中横冲直撞,抢夺着老百姓手里的东西。一个伪军猛地抓住这个提包袱的姑娘。上下打量了她一番,厉声地问道:
“你是哪个屯子的?姓什么?”
姑娘望着伪军摇摇头,张了张嘴,没说话。提篮子的老妈妈连忙上前说:“先生,她是我的闺女,是个哑巴,嗨,你这个丫头,还不走,看什么?”老妈妈说着,拉住姑娘的手就跑。
“站住!”伪军吼叫了一声,哗啦拉开枪栓。
“先……生,”老妈妈可憐憐地向伪军哀告着:“她是我的哑巴女儿,生下来就不会说话,你做个好事,可别吓唬她……”
伪军两个红眼珠滚了几滚,似信非信,转身抓住另一个老太婆,吼道:“你认识这个哑巴吗?说实话,不说我毙了你!”
老太婆全身发抖,看了哑巴姑娘一眼。连连回答说:“认……认得,她是哑巴,是哑巴!”
伪军歪着脑袋哼了一声,提着枪向另一群女人跑去。
提篮子的老妈妈轻轻地吁了口气,拉着她的哑巴女儿,混入逃难的人群里。……
人们跑出日伪军的包围圈,慢慢地停留下来。提篮子的老妈妈回头望望伪军走远了,拍拍她的哑巴女儿说:
“我的天啊,可把我吓死了!”
“差一点被他们认出来。”哑巴女儿突然说了话。她回顾着逃难的人群,感激地说:“多亏了那位老奶奶。”
“幸亏你扮的像,”提篮子的老妈妈笑着说,“要不,你的四川音一露,就坏了。”
“哑巴姑娘”和老妈妈都笑了起来。
这哑巴姑娘就是赵一曼。
自从1929年,她把孩子送到湖南长沙,自己回到上海以后,到现在已经是五年了。在这五个年头里,她不知经历过了多少这样的艰险。在白色恐怖下,她一直坚持着党的工作。“九一八”事变以后,她来到东北。她曾经在哈尔滨总工会工作过,领导过有名的电车工人大罢工。为了发动人民抗日,她又来到了珠河县,在一个区担负着区委书记的工作。
为了革命事业,这几年,她化装过各种各样的人:有时是一个穿旗袍梳短发的时髦女子;有时穿上工人装。现在,她又变成一个农村妇女了。
赵一曼感激地望着掩护她脱险的吕老妈,又想起了刚到珠河来不久的事:一天,敌人也是突然包围了村庄,她住在一位姓孙的老妈妈家里。敌人搜进来了,孙老妈妈叫她躺在床上,用两床棉被蒙上她,对敌人说她是自己的媳妇,正在坐月子。……
她回想着这一切,望着满山遍野的人群,激动地对吕老妈妈说:“人民是我们的靠山,有了你们的支持,我们就能把鬼子赶出东北去。……”
“要拿起武器来”
敌人的秋季大“扫荡”,像一阵风似的过去了。
珠河一带的人民经历过一次灾难之后,又开始重整家园。
赵一曼带领着几个妇女干部,又出现在各村各院里。白天,她在老乡家里,帮助老太婆纺线,跟姑娘们学针线,向她们讲着抗日救国的道理;晚上。到各个屯子里开群众大会。珠河一带的人民,在她和她的同志们宣传鼓动下,纷纷组织各种抗日团体。抗日救国的浪潮,激荡在乌吉密河两岸。抗日的歌声,响遍珠河县内的每一个村庄。
年底,城里伪军又出动了。
拂晓,伪军包围了赵一曼所在的屯子,他们如狼似虎,挨门挨户地搜查。赵一曼怕连累房东,便提着个篮子悄悄地跑出了大门。在巷子里,她碰上了一群伪军。
“你是哪家的?快说,屯子里有没有藏着‘共匪’?说,说!……”
“不知道。”赵一曼沉静地回答。
她虽然梳着发髻,打扮成农妇的模样,但是,从小养成的四川口音,没有办法掩盖。伪军们对她起了疑心,围上一大群追问她。一个伪军见她不说话,举手向她脸上打来。她一躲闪,敌人的巴掌落在她的发髻上,头上的假发髻被打落在地上了。
伪军惊叫起来,立刻一拥而上,扑了过来。
赵一曼知道事情糟了,她甩开敌人,大声地说:“不用推,我自己走。”
赵一曼被敌人带走了,屯子里像滚了锅的开水一样,人们纷纷相告,到处打听她的消息。许多老太太流泪拜佛,乡区干部四处奔走。……
这些天来,人们心连心肉连肉挂念着赵一曼。谁都知道,她这一去,是难回来了。人们失去了自己的女儿,妇女们失去了自己亲爱的领袖……
啊!多么想不到的事,一天晚上,赵一曼又在一个屯子里出现了。她活着,健康地活着,她的声音还是那么宏亮,她的神气还是那么生气勃勃。
原来,党知道赵一曼被捕的事以后,立即找到了城里的关系,买通了伪军,把她“保”了出来。
人们围着赵一曼,关切地问候她。年轻的姑娘们见她头上的假发髻不见了,到处张罗着替她找假头发。
赵一曼笑着向妇女们说:“不要了。我们以后不能再赤手空拳喊抗战,要拿起武器跟敌人斗争。”
热情的青年人,立刻响应了赵一曼的号召,纷纷拿起红缨枪、鸟枪、大刀片,组织起了一支抗日游击队。
初 战
赵一曼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的时候,就很专心研究游击战争。军事科学,对她来说,并不是陌生的。她每天集合队员上课,教大家用枪,给大家讲游击战的战术。人们纷纷议论着说:“瘦李①赵一曼很瘦,又姓李,珠河一带的人民都亲爱地叫她瘦李。真是一个能文能武的姑娘!”
这一天,突然传来了消息:城里的鬼子出动了。赵一曼派人侦察了一番,知道敌人有一路队伍是奔关门嘴子来的,她立刻集合起自己的游击队,暗暗在敌人要经过的地方埋伏下来。她把全队的几支快枪、鸟枪集中编成一个队,对快枪手们说:“我不说话,不能开枪。”
“对,听你的指挥。”快枪手们齐声回答道。
敌人像一串蟥虫,在游击队埋伏的路上出现了。看样子,敌人十分骄傲,自认为没有什么人能够阻挡他们。日本兵迈着大步,耀武扬威地在路上大摇大摆。
敌人渐渐地走近了。赵一曼带着快枪手躲在草丛里。她观望着敌人的动静,注意到一个挎洋刀的鬼子指挥官得意洋洋地走在前头。赵一曼悄悄地向快枪手们说:
“大家的枪口都瞄着那个挎洋刀的,我一喊,一起开火。”
快枪手们的枪口,跟着敌人的指挥官慢慢移动。
近了,近了,更近了,离埋伏的地区不到100公尺了,赵一曼突然大喊了一声:“打!瞄准打!”
快枪、鸟枪,一齐开了火。鬼子的指挥官一头栽倒了。顿时,敌人混作一团,东跑西奔找不到隐蔽的地形。游击队到底是缺乏锻炼的武装,一看敌人乱了,一阵杀声冲了上去。赵一曼知道自己的部队少,力量单薄,不能跟敌人硬拼,她急忙命令部队捡起鬼子丢下的枪支,沿着一条小沟撤走了。
不多一会,敌人的后续部队赶来,架起了歪把子机枪、小炮,如临大敌似的,猛打起来。游击队员们撤到了几里路以外了。大家兴高采烈地摆弄着缴来的新大盖枪,乐得合不上嘴。有的望着赵一曼说:
“我们的女指挥真有一手啊!”
“我们的女政委”
1935年冬天,乌吉密河两岸飘下了一场大雪,寒冷袭击着深山密林。一直武装整齐的队伍,经常出没在黑彪宫、秋安屯、关门嘴子一带。这支队伍是抗联第三军第二团。团长是王惠同,团政治委员是赵一曼。
她头戴皮帽,身着军服,斜背着一支匣子枪。她比以前更加英俊了。当地人民称她是“我们的女政委”。日寇的报纸刊物上,说她是“红妆白马女‘匪首’”,到处张榜悬赏捉拿她。
这时候,抗联战士们的生活很苦,正像一支歌所唱的那样:“天大的房子,地大的炕,火是生命,森林是家乡,野菜是食粮。”有的战士忍受不了艰苦,赵一曼耐心地说服大家,用自己的一些想法告诉战士们说:她刚到游击队里来,也吃不下这个苦。吃包米窝窝,住树林,有时觉得实在难忍受下去。可是,她常常这样问自己:你想回到城市里去吗?你愿意低下头来在鬼子的刺刀下当绵羊吗?不能,不能,我们要想过好日子,只有把鬼子赶出东北去;赶不出鬼子,我们不能安生,我们全国的人民不能过好日子。……
战士们每次听到她的这些话,脸上都闪着激动的神情。谁都知道,政委在城市里读过书,住过上海,到过莫斯科,为了抗战,为了革命事业,她现在忍受了一切艰难困苦,吃包米窝窝,吃野菜,和同志们同甘共苦。……
战士们非常热爱他们的政治委员。同志们不光把她看成指挥官、党代表,更把她当成自己的大姐姐。行军住下来大家围着她,听她说故事。她向同志们讲十月革命,讲列宁,讲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。她是那么和蔼可亲!有时看见战士们补衣服,补得不好,就拿过针来,笑着对战士说:“看你们,拿针比拿枪还笨,来,我替你缝。”
天冷了,战士们没有热水洗脸,有的索性几天不洗脸。有一次,赵一曼看见一个战士的脸很不干净,就把那个战士叫住,问他:“你为什么不洗脸呢?”
“嘿嘿,政委,有饭吃,有仗打就行,这个年月,要那么干净的脸干什么?”
“这不对!”她严肃地说:“革命,不是三天两天的事,要当日子过。我命令你,立刻去洗脸。”
那个战士很难为情,拿着毛巾就往小河跑去了。
突围后发生的事情
1936年,日寇在东北广大地区,实行残酷的烧杀政策。珠河以东滨绥线北部许多小屯子烧光了,活着的老百姓被赶到几个大屯子里。
赵一曼和王惠同团长,带领着他们的团队,跟敌人血战了几次,歼灭了一些敌人,退到了滨绥线以南的地区。
过了几天,党为了拯救道北地区的人民,又派王惠同、赵一曼带领部队过道北去坚持那里的局面。
二月里。天气寒冷,大雪铺地,他们的部队过了道北后,由于叛徒的告密,一天晚上,全团被1000多敌人包围了。赵一曼和王团长沉着地指挥着自己的部队,跟敌人血战了一天一夜。敌人集中了所有的炮火猛攻。但是,都被他们打垮了。
夜晚,敌人的攻击暂时停止了,在包围圈外燃烧起一堆堆的野火。赵一曼观看了敌人的动静,向王惠同团长说:“形势危急,我带一个连坚守掩护,你带领其余的人突围。”
王团长说:“不行,我们死也死在一块。”
“那为什么呢!”赵一曼坚定地说:“我们多活着一个人,就多一份革命力量。你突出去,从外边打击敌人,的人的兵力分散了,我就趁机带人突出去。”
王惠同团长考虑了她的意见,觉得很对。便果断地说:“好吧,我们一冲出去,你们就冲。咱们到帽顶儿山会面。”
赵一曼亲自指挥者一挺机枪,向敌人猛打了一阵,王惠同团长率领部队向外冲去。枪声、手榴弹声,响成一片。赵一曼估计大部队突出去了,她带领着战士们悄悄地离开了阵地。他们行动得很巧妙,快到了包围圈外,敌人才发觉。敌人集中了所有的火力追击他们。赵一曼觉得腿上被一个重重的东西打击了一下,她倒了,腿部受了重伤。但是,她又立刻站起来,向战士们喊着:“同志们,冲出去呀!冲出去就是胜利!”
几个战士搀着她,她咬紧牙,继续向前走。
天亮以后,赵一曼和几个负伤的同志冲出重围。但是,她没有找到王团长。王团长在突围中受了重伤,被敌人俘去以后,坚贞不屈,被敌人在小九车站枪杀了。
赵一曼住在老百姓挖的一个地窖里。这时候,她身边除了几个伤员,再也没有能战斗的人员了。他们团300多人,几乎是全部战死了。有的同志悲痛地说:“完了,我们全团都完了。”
赵一曼坚定地鼓励着同志们,同时也是鼓励自己,说:“不,我们团不会完的,只要我们活着一个人,我们二团就仍然存在。”
一天夜里,赵一曼正在地窖里熟睡着,敌人突然扑了进来,她刚把枪摸在手里,敌人就把她的手抓住了。
赵一曼带着重伤,被关进了珠河县城里一个小屋里。
在敌人的法庭上
赵一曼被解到哈尔滨日寇警察厅。
日寇警察厅长是一个肥头大脑的家伙,留着两撇仁丹胡。看见赵一曼跛着一条腿走进来,他就从转椅上站起,假惺惺地招呼她坐下。
赵一曼冷笑了一下,砰地一声,用手把椅子推倒。她忍受着伤口的疼痛,倔强地站在敌人面前。
“哈,你就是赵一曼吗?”
“你知道了就不必再问!”赵一曼冷冷地回答。
“你是哪一年参加共产党的?”日寇警察厅长拿着笔,准备记录口供了。
“是在我参加共产党的那天!”
“你是哪个部队的?”
“抗日联军。”
日寇警察厅长突然把笔往桌上一摔,恶狠狠地站起来,瞪着两眼,吼叫着:“知道你是抗日联军,我问你是哪个部队的!”
赵一曼笔直地站着,没有回答。
日寇警察厅长在桌子旁转了一圈,然后又回到转椅上坐下。半响,他皮笑肉不笑地说:“赵女士,你要想想看,你到了什么地方!”
赵一曼笑了笑说:“我知道。既然落在你们手里,我就没打算活着出去。”
“不,不,”日寇警察厅长狞笑着,摇摇肥胖的脑袋,“我们大日本皇军是仁慈的,只要你好好地回答我们的问题,我们会送你到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,还会答应你提出的一切要求。”
“我的要求只有一个,你们要杀就快点杀。”
“哈!死,那是十分可怕的,可怕的……”
“死,在你们这些强盗看来是可怕的,”赵一曼大声地说道。“对我们共产党来说,死,并不可怕!”
日寇警察厅长满脸横肉哆嗦起来,他咬了咬牙,叫了声:“拉下去!”
几个日本兵把赵一曼推到一个小屋里。这屋子阴森森的,满地血迹,放着皮鞭、棍子、红火炉、老虎凳。赵一曼早就预料到了这些,她闭起了眼睛。皮鞭、棍子没头盖脸地落在她身上。她顽强地支持着。血,立刻把她的衣服湿透了。
“说不说!说不说!”凶手们一边打,一边吼叫着。
她昏倒在地上。几分钟之后,她又睁开眼睛,发现自己躺在湿漉漉的地上。她一只手支着地,坐起来,望着敌人大骂不止。
“换重刑!”
大把的香火、烧红的铁棍纷纷触到赵一曼的皮肤上。她尖叫了一声,但立刻又咬住嘴唇,昏了过去。
她全身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了,她的眼睛浮肿了,十个指头滴着血,浑身变成一个血人。
最后,野兽们往赵一曼身上泼了三桶冷水……。
在医院里
赵一曼在昏迷中听见有人说话。这已经是第二天了。她慢慢地睁开浮肿的眼睛,看见一个穿白衣服小姑娘站在面前。她想坐起来,可是动不得。她喃喃地说:“我来到了什么地方?我来到了什么地方?”
“你是在医院里。”身旁穿白衣服的小姑娘低声对她说:“我们这里是市立医院。”
赵一曼微微地抬起头,她看见洁白的墙壁,闻着一股药气味。她明白了,敌人还没把她杀死,敌人还想软化她。她冷笑了一声,接着,向身旁的小姑娘问道:“你是鬼子派来的吗?”
“不,不,”小姑娘摇着头,她的一双美丽的眼睛含着无限的委屈,“我是护士,我叫韩勇义。我也恨鬼子。”
一个约摸40多岁的医生悄悄地走过来,他摸着赵一曼的脉搏,两眼流露着同情的光芒。他痛心地自语着:“唉!他们太无人道了,太无人道了!”说着把赵一曼的手轻轻地推进被窝里,慢慢走出门去。
现在,赵一曼确信自己还活着。她也明白敌人的阴谋,但是,她身边的人是怎么样的,她不了解。这些人也许是医生,也许是披着白衣的凶手。她又向身旁的小护士说:“小姑娘,你说吧,鬼子到底对你们说的什么?”
护士小韩伏在赵一曼脸上,恳求地说:“你相信我,我们这里也有好人。刚才来的是张医生,他是个好人。”她转脸向门外望望,压低声音说:“这里没有日本人,只有一个看守,他是中国人,就是门外的那个。”
正说着,那个看守悄悄地走进来。这个人20来岁,生着一张朴实的脸。他走到赵一曼床前望着她,怜悯地摇摇头。
赵一曼微笑了一下,慢慢闭上了眼睛。
赵一曼在医院里,接连十几天是昏迷不醒。42度的高烧连续了好几天。死亡每时每刻都在威胁着她的生命。负责看护她的张柏岩医生,费尽了心血,把赵一曼从死亡的道路抢救回来。
赵一曼的伤势渐渐好起来。她躺在床上,向病房里的医生、护士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。16岁的小护士韩勇义,是个胆大而热情的小姑娘,每当赵一曼讲说起抗日救国的事来,她总是瞪着两只乌黑的眼睛听着,她敬仰面前这个流血的女强人。
看守赵一曼的警士董宪勋,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。这些年来,他在日寇警察厅当差,只是为了混饭吃,他常常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和悔恨。每当赵一曼对医生护士讲抗日救国的事,他就站在窗外偷听。后来,他索性走到赵一曼床前,向她询问一些事。赵一曼以坚贞气节,以她的革命道理,激荡着韩勇义和董宪勋的心。韩勇义、董宪勋也想从她那里得到一条光明的出路。
逃出牢笼
这时候,东北抗日联军的活动,已由乡村转入了深山密林。日寇多次派大兵团“讨伐”也找不到抗联战士的踪迹。他们多么想从赵一曼嘴里得到线索啊!赵一曼伤势好了些后,又被拉上刑堂,但是,他们依然什么也得不到。敌人见严刑拷打达不到目的,便改变了方法,每天派一些化装的特务,混进病房,向赵一曼花言巧语,企图在她不经意的时候,套出些秘密。自然,这是瞒不过赵一曼的眼睛,她警惕着,小心应对。可是频繁的打扰,使赵一曼厌烦,她安排了一条避免和特务谈话的办法,每当特务们来到了医院,董宪勋便告诉赵一曼,韩勇义便给赵一曼服安眠药片。等特务们到病房来的时候,赵一曼已经沉沉大睡了。
6月28日晚上,窗外下着暴雨。豆粒大的雨点,噼噼啪啪敲着病房的玻璃窗。赵一曼坐在床上,望着窗外的急雨,沉思地向小韩说:“我们坐在这里多安静,风不吹,雨不打,可是,抗联的同志们正淋着雨行军呢!”
“下这样大的雨,他们还会走路吗?”小韩天真地问道。
赵一曼伸手抚摸着小韩短短的头发,又对她讲起抗日联军的故事。
突然,董宪勋满身湿淋淋地走进来,神色很慌张。他低声向赵一曼说:“事情不好,我听翻译说,日本人要处决……你……”说着,泪水就从他眼里流了下来。
赵一曼什么也没说。她仍是望着窗外的暴风雨。小韩紧紧地抱着赵一曼的一只手,两眼汪着泪水,全身不住发抖。
赵一曼沉思了一会,望望门口,低着声向董宪勋和小韩说:“不要哭,你们要是有胆量,能不能帮助我逃走?”
“只要你能逃出去,我死了也情愿!”小韩激动地说。
“我也愿意跟你逃走!”董宪勋也说:“我不能再帮助鬼子杀自己的同胞了,我要走………”
第二天夜晚,大雨还在下。哈尔滨大马路上的路灯,显得特别暗淡。一辆出租小汽车悄悄地开到了医院的后门外。小韩、董宪勋扶着赵一曼,爬出后墙,上了小汽车。
小汽车像一只离开弦的箭,在大雨滂沱的马路上飞驰。顿时在风雨中消失了……
黎明前的黑暗
上午。雨停了,太阳从云端里露出了它的红脸。
田野上的奇花异草挂着亮晶晶的水珠,在微风中摇动。赵一曼和小韩、董宪勋坐在雇来的一辆三匹马拉的大车上。他们如同出笼的鸟,尽情地呼吸着雨后的新鲜空气。祖国的山河、田野、树林,又出现在赵一曼眼前了。经过一夜的行程,他们逃出了虎口。
“再走20里路,就是我们的根据地了。”赵一曼愉快地说:“我们找到部队,还可以参加庆祝大会呢!你们知道吗?‘七一’,是共产党的生日!”
小韩天真地笑着。她是那么高兴啊,再走20里路,就看见她所向往的抗日联军了!
突然,远处传来了得得的马蹄响。大队的日军兵马,便衣特务,从四面八方围上来。小韩惊叫了一声,扑在赵一曼怀里。董宪勋也呆若木鸡了。赵一曼望着围上来的日军,向小韩、董宪勋说:“你们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我身上,你们就说我花钱雇你们的,这样,你们最多坐几年牢。我们去的地方,死也不能说出来。”
日本兵端着刺刀围上来。
赵一曼又被拥解到日寇警察厅。日寇警察厅长怒冲冲地走到赵一曼跟前,冷笑了一声,说道:“你是逃不出去的,这是最后的机会了。你说吧,你要到什么地方去?”
“我要去找我们的部队!”赵一曼毫不踌躇的回答。
“你们的部队在哪里?”
“在他们住的地方。“
日寇警察厅长忽地跳起来,恶狠狠地说:“赵一曼,赵一曼,这是最后五分钟了,你如果能最后悔悟,我们大日本皇军仍然会宽待你……”
赵一曼也大声地说:“你们要杀就杀吧,你们要知道,共产党员你们是杀不尽的。总有一天,会公审你们!”
日寇警察厅长哼了一声,立刻脱下衣服,亲手对赵一曼动起刑来,电刑、鞭子、老虎凳,都用上了。但是,他们得到的回答,仍然还是和过去几个月的一样。
告别歌
赵一曼从昏迷中醒来。
她强打着精神,爬到牢房的小窗口底下,扶着墙慢慢地站立起来。她望着窗外阴暗的天空,想起今天的日子─━7月1日。它是光明的日子,是党诞生的日子。往年的今天,这时候,她和同志们正忙着布置会场,在树林里悬挂上党旗。现在,她不能再参加这样的大会了!但是,她并没有离开自己亲爱的党、培养教导她的党……
早晨,松江的波涛激烈地冲着江岸,哈尔滨上空笼罩着低矮的乌云。赵一曼在昏迷中,听见牢门的锁响了,她知道自己付出生命的时间到了,她坚强地站起来,理着头发,高声地唱着向党向同志们的告别歌:
民众的旗,血红的旗,
收殓着战士们的尸首!
尸首还没有僵硬,
红色已染透了旗帜!
高高举起呀!
血红的旗帜!
…………
日寇警察厅长两手拿着一张“判决书”,喊叫着:“不许唱,住口!”歌声宏壮地响着。警察厅长发疯似地挥着手:“拉出去!拉出去!”
赵一曼在阴沉沉的路上走着,她的歌声继续着:
牢狱和断头台,
来就来你的!
…………
这就是我们的告别歌!
…………
歌声激荡着松江的流水,歌声召唤着哈尔滨城中的人民!
赵一曼英勇不屈地走上了刑场。她就义在珠河县小北门外。残暴的敌人,用子弹和刺刀夺去了赵一曼年轻的生命,但是,他们却没有办法夺去赵一曼那颗忠贞的心!没有办法掩盖着赵一曼留在人民心中的歌声!
愤怒的歌声,复仇的歌声,响彻在松江、牡丹江两岸,响彻在兴安岭的大森林中……
(原载1957年《中国青年》第4期、第5期和儿童文学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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